唐朝的书法艺术成就几乎可与魏晋时期相媲美，且与魏晋主要依托“二王”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一枝独秀、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同，唐朝涌现出数量众多的书法大家和风格各异的书法佳作，创造了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盛世景象。为什么唐朝的书法会取得如此的成就？可从这一时期的审美取向、人文精神和文化景观等方面窥探一二，而文化又是最基础的因素。唐朝的书法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其盛世文化的缩影，经历了在发展中走向成熟，在创新中塑造典范的过程。
在审美取向方面，以追求法度备存为主要特征，有力促成了书法的推广
清代梁巘在《评书贴》中对各个朝代的书法风格进行了高度概括：“晋尚韵，唐尚法，宋尚意，元明尚态。”魏晋士人风流自赏、喜好清谈，他们的书法随性而作、体任自然、应和万物。唐朝书法家虽然仍对魏晋推崇备至，实际上却已经摆脱了追求自然之美的风尚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自觉，实现了风格的集体转向。初唐四家（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）的楷书无不以法度森严而著称，由六朝的欹斜倾侧、娟媚遒逸变为端庄谨严、平正规范。如欧阳询《付善奴授诀》有云：“每秉笔必在圆正，气力纵横重轻，凝思静虑。当审字势，四面停均，八边俱备；长短合度，粗细折中；心眼准程，疏密被正。”颜真卿更是把唐书重法度推向了极致，《广川书跋》称其“法度备存而端劲庄持”，颜体宽绰开张，雄浑丰厚，有浩大气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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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书法注重法度，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繁荣发展有着密切联系。一方面朝廷注重公文书写的美观和书法人才的培养，如把书学作为国子监“六学”之一，在科举考试中树立“书法取士”的导向；另一方面社会物质生活的优裕推动了精神活动的丰富，越来越多人把舞文弄墨作为闲暇时的兴趣爱好。因此，唐朝书法的兴起具备了广泛的参与基础，这与魏晋时期的封闭形成鲜明对比，张彦远在《法书要录》记载：“蔡邕受于神人，而传与崔瑷及女文姬，文姬传之钟繇，钟繇传之卫夫人，卫夫人传之王羲之………世南传之，授于欧阳询、褚遂良。”魏晋时期，笔法被视为稀世珍宝，主要在家族血亲中传承流衍，外人根本学不到。宋人陈思在《书苑菁华》记载了钟繇为了从韦诞那里得到蔡邕的笔法而入墓行窃的奇闻，这段故事虽未可信，但是魏晋书法家对笔法的隐秘可见一斑。
唐朝书法的参与基础越广泛，越开放包容，就越需要树立大一统的规范，在各个流派之间建起可以沟通的桥梁。在审美取向方面，书法家从风流自赏、契合知音、感应外物相对单纯的需求，转向以满足差异化的偏好，博得广大受众认可为主要目的。越是博大精深的法度，越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，越能适应时代审美的需要。而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书法的推广，因为统一法度、书写规范让秘而不宣的技法变得便于普及，书法从此不再被少数书法世家所垄断，而是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一门普通的艺术。
在人文精神方面，建立书品与人品的对应关系，强调道德对艺术的统摄
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《书概》中写道：“书者，如也，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这是书法作品与书家人格关系较为完整的表述，这一观点可上溯至唐代柳公权“心正则笔正”之说。《旧唐书·柳公权传》有这么一段记载：“穆宗时，（柳公权）以夏州书记入奏。帝曰：‘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，思之久矣。’即拜右拾遗侍书学士。帝问公权用笔法，对曰：‘心正则笔正，乃可为法。’帝改容，悟其以笔谏也。”柳公权并非只为笔谏才说出“心正则笔正”，在书法品评中，重视人格垂范的影响和艺术的道德价值，是那个时代书法家普遍信奉的准则。如张怀瓘在《文字论》里写道：“文则数言乃成其意，书则一字已见其心。”
唐朝书法大家颜真卿树立了书品和人品的双料典范，书法道德观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诠释，也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。欧阳修在《笔说》里写道：“古之人举皆能书，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。然后世不推此，但务于书，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使颜鲁公书虽不佳，后世见者必宝也……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，惟贤者能存尔，其余泯泯不复见尔。”在欧阳修眼里，颜真卿之所以备受推崇，不仅因为他的字写得好，更因为他的人品冠绝古今。历史上字写得好的人很多，但经历了岁月的大浪淘沙，能千古流传的，必是品行高尚的圣贤之人。宋代书法“四大家”——苏、黄、米、蔡，蔡原本指蔡京，可由于其名声太差，为后人所不齿，由蔡襄取而代之。
艺术向道德归位，是法度至臻和人文精神至盛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。柳公权进谏“心正则笔正”，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：“正”是书法审美的最高准则。在唐朝法度完备的语境下，这个前提是毋庸置疑的，而实际上在其他朝代，未必能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，如北宋书法家米芾就视柳公权的字为“丑怪恶札之祖”（米芾《海岳名言》：“柳公权师欧，不及远甚，而为丑怪恶札之祖。自柳世始有俗书。”）。书法法度的统一，单纯依靠书法家的影响力是不够的，必须先有坚实稳固的地基。儒家正统便是唐朝书法的根基，把书法纳入儒学的体系中，用儒学来阐释书法，从传统中获取权威，所建立起的法度自然获得广泛认可。儒家倡导“内圣而外王”“内化于心，外化于形”，汉代大儒杨雄于《法言·问神》云：“故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声画行，君子小人见矣。”因此，在儒家正统的浸染下，唐朝书法必然走向自内向外、由心至书，以道德统摄艺术的发展道路。
在文化景观方面，唐朝书法与各种艺术深度交融，形成了枝繁叶茂的盛世文化气象
唐朝书法的开放包容不仅体现在建立统一法度、吸纳各种风格、推动广泛参与等自身发展方面，还体现为与绘画、诗歌、佛学等各种文化元素深度交汇融合，产生了奇特的化学反应。其中，最为突出的就是书法与诗歌的融合。
一方面，与魏晋以信札为书法主要载体不同，唐朝的书法应用的场景十分广泛，摩崖石刻、楹联牌匾、碑文佛经、信笺长卷等都是书法家展示才艺的天地，因此，书写内容不再以实用为主，抄写有文学价值的文字成了书法创作的常态，而诗歌以其篇幅精短、文字优美、意境丰富、寓意深远等优势，深受书法家的喜爱，如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、张旭的《古诗四帖》《残秋入洛帖》、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等。以诗歌作为书法的创作内容，可以把诗歌的意境与书法的意象融合在一起，实现诗美与书美的珠联璧合、交相辉映。
另一方面，唐朝的书法作品，尤其是狂草，又催生了很多盛赞作品和作者的绝妙诗文。唐朝许多诗人，如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高适、岑参等都有许多以论书为题材的诗歌代表作，如李白的《草书歌行》、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、高适的《醉后赠张九旭》等。诗人用高超的语言艺术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书法之美，这些诗歌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又展现了作者对书法艺术的深刻感悟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蓬勃旺盛的文化景观。
唐朝书法能够与其他文化元素深度交融，得益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十分肥沃，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养料，给其生长繁衍提供十分广阔的空间，而同时书法的发展又对培育它的文化进行了回馈。唐朝的书法、诗文、绘画都通过创新和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。苏轼在《书吴道子画后》盛赞道：“知者创物，能者述焉，非一人而成也。君子之于学，百工之于技，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。故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书至于颜鲁公，画至于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
唐朝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和辉煌的朝代之一。在这个时期，作为文化传承载体和表达形式的书法艺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唐朝书法家们深谙经典、善于诗词，注重心灵的修养，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融入到书法中，将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融入儒学正统的理想中，使其在建立完备法度的同时，更加具有人文情怀。唐朝的书法艺术与时代文化密不可分，既要从书法看文化，又要从文化看书法，这才是读懂唐朝书法何以成为典范的正确途径。
（作者：陈振熙，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博士生）